结婚率下跌有必要焦虑吗？学者：大家盲目结婚我才忧心忡忡|环球热闻
年轻人真的不结婚了？近日，民政部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结婚人数为683.3万对，这是自2013年以来连续第9年下降，创下了1986年以来数据新低。
哪些人不结婚？年轻人声称“只想搞钱不想恋爱”“不婚不育保平安”的背后实际在说什么？我们有必要对结婚率走低感到焦虑吗？
(资料图)
“你说专家们对年轻一代不结婚忧心忡忡，我一点都不忧心忡忡，我觉得如果人们都盲目地去结婚才忧心忡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小英向南都记者坦言。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菊华同样向记者表示，对待结婚率和生育率不必焦虑，无论是曾经的“恐高”和现在的“恐低”，都不是冷静看待问题的态度。
两位学者都谈到，在互联网世界中的多元声音中，不能忽视现实中的情况。
“很多时候互联网让大家觉得女性很悲惨，结了婚就万劫不复，这也不对是吧？其实婚育也会让个人成长，变得更成熟、更有责任心。”杨菊华说，对于不想结婚生子的年轻人，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对于想结婚但结不了婚、想生孩子但生不了的群体，政策应该有所作为，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她称。
吴小英观察到，近来网络上流行的“恋爱脑”“婚驴”等热词，其实谈的还是女性难以摆脱对亲密关系的依赖、过重的生育责任等老问题。在她看来，政策最有力的引导还是要为婚育后的女性创造个人发展空间，不要让她们觉得进入婚姻就会变成“生育机器”。
和大部分人想象中的学者不同，“60后”吴小英也会关注情感综艺，她自称喜欢看《再见爱人》，追不下去恋爱综艺。她提到，结婚人数的下降，也和现代社会人们能够找到多样化的、可替代婚姻的生活方式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婚姻的一部分意义已经被解构了。”她认为，未来的政策框架中需要考虑多样化的家庭形式，让各类人群都能得到支持。
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小英；右：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菊华（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南都记者和两位学者的对话：
结婚率为何连续走低？
育龄妇女少了，结婚门槛高了，同居等家庭形式多元化
南都：从学者研究的视角，你们怎么看待结婚人数连续走低？
杨菊华：除了疫情这种短期因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育龄妇女人数的规模：从2010年到2020年，10年的时间内，我国育龄妇女的人数以年均大约500万人的数量在减少。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偏高，男多女少，这也是近年来结婚登记人数下降的一个原因。
中国传统的婚姻模式是“男高女低”（注：指的是择偶过程中，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与自己相当或比自己低的女子， 而女子则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学历、收入等优于自己的男子，也叫做“高男找低女”），出生性别比失衡下多出来的男性，有相当一部分经济社会地位较低，他们很可能面临适龄找不到配偶的情况。而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社会地位也较高的女性也在婚姻市场面临困境。但我们也有研究发现，过去“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也在发生变化，有了淡化的迹象。
还有一个因素是，近10年来，女性初婚年龄加速推迟。七普数据表明，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2010年的24岁上升到2020年的近28岁。初婚年龄推迟和我们的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而教育程度的改变，也会带来家庭观、生育观的变化，所以分析结婚率也好还是出生率也好，都不是单一因素，而要综合系统分析。
吴小英：我认为一个是结婚成本增加了，结婚变成了一件非常有门槛的事。
我是60后，我们那一代结婚裸婚的情况是很多的。但现在不一样，很多人结婚要有房有车，高房价也增加了一定的婚育成本。
和过去10年相比，当下，人们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并不那么乐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去考公务员、考编。当人们觉得未来缺乏稳定预期的时候，不结婚、慎重考虑婚育成为理性的选择。
我身边也有很多年轻女性说，一旦结婚马上就会面临催生的压力，这也是很多人会衡量的现实问题。
另一个原因就是家庭形式的多样化，人们找到部分可替代婚姻的模式。有研究表明，越来越多人选择同居，同居比例增加和结婚比例的下降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同居虽然不能完全替代婚姻，但它处于单身和婚姻之间，满足了两方面的功能。以离婚或丧偶的中老年人这个群体为例，同居的比例正在增加，他们往往不领证。当他们想再婚的时候，子女的接受度、财产纠纷等现实问题就成为再婚的门槛。
所以我觉得结婚率降低的原因，分几类情况：一类人是觉得婚姻风险太大，不想结；第二类人是结不起，或尚没有条件结婚；第三类人是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比如说大城市里的高知女性；还有一种情况是人们找到了多样化的、可替代婚姻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婚姻的一部分意义已经被解构了，也就是大家说的：“结婚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2022年8月4日，在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新人们在聆听婚育专家讲解的优生优育知识。 新华社发（孙中喆摄）
未来会持续走低吗？
结婚率走低是世界普遍趋势，并非中国独有现象
南都：结婚率走低在世界范围内是共同现象吗？未来还会是这个趋势吗？
杨菊华：这确实是社会大转型时期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趋势。
此前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发布数据，2020年日本男性终生未婚率（50岁前未曾结过婚所占人口比例）是25.7%，女性16.4%，就是男性每4人中有1人、女性每6人中有1人终生未婚。韩国的结婚率也连续降低。不过，和西方国家非婚生育、婚外生育比例较高不同，东亚国家的生育更多还是婚姻框架内。
吴小英：社会学无法预测未来。但从世界范围来看，进入现代化社会之后普遍出现了结婚率走低、离婚率增加的趋势。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走在前面，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后也出现了相似趋势，特别是最近10年来，这一点国内做家庭研究和人口研究的学者基本有这样的共识。
人口学上有一个说法叫做“第二次人口转变”（注：由罗恩·列思泰赫(Ron Lesthaeghe)和德克·范德卡(Dirk van de Kaa)于1986年提出，以此解释后工业化时期欧洲国家的极低生育率与新兴家庭行为的出现，是当今解释家庭变迁最主要的理论框架之一）。以第二次人口转变看婚姻的变化，就包含了初婚年龄推迟、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单身、单亲等多样化家庭形式等特点。
南都：长期以来，婚姻是合法生育的前提和支撑。现在多地调整生育支持政策，不再将结婚证作为享受生育津贴、孩子上户口的前提，有人担心年轻人会更没动力结婚？
杨菊华：我不认为这会导致年轻人没有动力结婚，想不想结婚，想不想生孩子、生几个孩子，背后的婚育观念是更重要的。
2022年8月4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一对新人合影留念。 新华社发（何伟卫摄）
怎么看“不婚不育保平安”？
非主流言论更易传播，不要忽视人们的婚恋焦虑
南都：谈到观念，有的年轻人认为“要搞钱不谈恋爱”“什么都不如搞钱”“不婚不育保平安”，您对此有什么观察？
杨菊华：我想这个话题年轻人可能更有发言权。
我观察到，现实生活中存在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很多人说“不婚不育保平安”，好像大家都不想结婚了；但另一方面，实际上中国人还是存在婚育焦虑，不只是对进入婚姻生活的焦虑，还有对“不能婚”的一种焦虑，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另外，“不婚不育保平安”这类小众、非主流的言论更容易在互联网传播，获取流量。
吴小英：我其实不支持“不婚不育保平安”这个说法，就像我不赞同“婚和育就能保平安”。当你不婚不育的时候，外界的压力（比如传统文化和制度的约束）会比婚育大得多，所以你一定需要在其他方面特别强，才可能实现大家所说的“平安”。
谁都保不了平安，平安需要你有生存的技能，还要学会和外界沟通。即便觉得婚姻是个累赘，也还是需要和朋友、家人、同事们相处。因为绝大部分人都不希望孤家寡人活在世界上。我想未来有一天，或许就像科幻片中一样，人们也可能选择和AI陪伴终生。
另外有的人说“只想搞钱不要恋爱”，是真的不想恋爱吗？我也看到大家磕CP磕得那么起劲，其实也是通过共情，在心里实现某种替代功能。
为年轻人不结婚感到忧心？
大可不必，但政策框架需考虑多元化的家庭形式
南都：近年来，结婚率、出生率在下降，这是社会自然规律，但有不少专家对年轻人不结婚还是忧心忡忡的？
杨菊华：过去人们对高生育率非常担忧，到现在一些人又对低生育率感到担忧，我觉得无论是过去的“恐高”还是现在的“恐低”，都不是一种冷静看待问题的态度。
结婚率和生育率的变动需要放到整个社会环境变迁的情况下，它和我们的经济结构、教育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等息息相关，而这些变化势必会影响到人们的观念，继而影响婚姻和家庭行为。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社会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特定阶段，它就会出现跟过去不一样的婚姻观念、婚姻行为、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所以没有必要“忧心忡忡”。
同时，我也认为，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要素，今天的人口特征会传递到未来几十年以后，所以结婚生育除了是个人的当期行为外，也会影响到10年后、20年后我国的劳动力规模和结构的问题。劳动力规模能通过技术来替代，但结构的问题就更加复杂。
很多时候互联网传播的信息让大家觉得“女性很悲惨，工作家庭不兼容，只要结婚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其实也不对。从长远角度来讲，我想还是需要更多正面引导，不要只看到婚育和工作之间的对立，还是要尽可能通过政策和社会支持来发掘两者之间的契合性。
至于政策建议，我想一个年轻人如果真的不想结婚生孩子，政策需要尊重他们的选择。对于想结婚但结不了婚，想生孩子但生不了的这些人，政策应该有所作为、发挥作用，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
2023年6月1日，“跨省通办”服务开通首日，上海市16个区级婚姻登记机关迎来100余对新人“跨省”办理结婚登记。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吴小英：我觉得首先要正视这个现象。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结婚率比他们高，离婚率也更低，丁克人数也更少。
你说专家们对年轻一代不结婚忧心忡忡？我一点都不忧心忡忡，我觉得如果他们都盲目地结婚我才忧心忡忡。中国人口基数这么大，总有一些人不结婚不生娃愿意同居的，要尊重他们的选择。其实没结婚的人中真正属于独身主义者的人群是很小的，只是由于各种因素还在衡量。
有位美国的社会学家写了一本叫畅销书叫《单身社会》，5年前记者问我说中国会走向单身社会吗？我说不会，中国永远会有大部分人选择结婚，但是单身的人相较以前肯定越来越多。
我觉得现代人对于婚姻的诉求发生了变化。过去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现在不一样了。美国家庭社会学领域学者安德鲁·切尔林提到20世纪美国的婚姻时就说“从过去制度型的婚姻走向一种情感陪伴型的婚姻，到最后走向一种个体化的婚姻。”所谓的个体化阶段，更强调的是婚姻可以给个人带来更好的自我实现。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那就没有必要非领这个证。其实也就是“个人”——“我喜欢、我愿意”变得更重要。
结婚过去是有红利的，现在依然有，但红利在减少。我们看到现实中的婚姻实践在一次次地发出信号，告诉大家婚姻是存在风险的。这个“风险”不是说吃不上饭没法过日子，而是两个人之间的平等、对个人发展的影响等等。很自然地，结婚成为一件更需要再三衡量的事。
所以靠政策引导，或仅仅通过教育大家树立所谓“正确的婚姻观”是不现实的。当今社会中婚姻、爱情、性、生育这四者不再跟以往那样总是绑在一块，而是出现了彼此之间的分离，也不难理解人们有不同的选择。
如果非要给出建议，在婚育方面，我认为最有力的政策引导就是要给生育的女性创造个人发展空间，不要让她们觉得进入婚姻就会变成“生育机器”。
当前很多人关注到少子化的问题，我觉得当你没法保证结婚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可以在辅助生育技术、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方面做更多探索，我们看到现在这一块已经松动了。
另外，在我们的政策框架中应该考虑到多样化的家庭形式。政府需要看到年轻人观念的多样化以及他们为应对风险形成的不同的亲密关系形式。政策不能歧视不结婚的人，要制定多元化的政策来满足不同的需求，让他们都能得到制度框架的支持。
南都记者 王凡 发自北京
